演讲结束进入互动环节，有企业家朋友提问说：4天前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蔡英文利用出访太平洋友邦过境美国夏威夷之机，以远程方式参加美国官方背景智库传统基金会举办的印太伙伴关系研讨会发表视频演讲，其中谈到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上当受骗了，大陆的真实目的是搞一国一制，台湾会吸取香港的教训排拒一国两制，避免坠入大陆以经济诱饵设下的一国一制陷阱，蔡的说法居心叵测，能否请莫教授解释一下你们是真心搞一国两制吗？ 我答问时首先澄清：建议不使用你们、我们、他们的称呼，最好称呼为咱们，可表述为咱们是真心搞一国两制，这既包括你我他，也包括所有中国人，大家都真心来推动一国两制的伟大制度创新实践。
三是体现行政相对人意愿的功能。可见，行政协议注重了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但是往往忽视了交易安全。
关于行政协议的具体类型，《解释》第 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在法律解释学上，公共利益在性质上属于不确定概念，其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具有广泛、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以是否为实现公共利益作为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完全交由法官自由裁量、自行确定，这显然也给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四、《解释》列举的部分行政协议并没有超出民事合同的范畴 在传统的公私法二元区分的模式下，从理论上区分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是相对容易的，但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行使方式的多样化，特别是大量借助了行政协议的方式，合同作为一种法律工具，其不仅适用于私法领域，同时也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行政权行使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法与私法界限的模糊。据此，行政机关以主体身份所订立的合同主要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是行政机关以机关法人的身份与其他主体之间订立的民事合同，此类合同在内容上完全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显然，第 1条关于行政协议认定标准的模糊性，导致第 2条 所列举的行政协议的类型和范围较为宽泛，将一些民事合同也纳入到行政协议的范畴。
但行政协议本质上是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方式，并不是一种市场行为，应当明确限定其适用范围。同时，在合同订立后，出让方有权监督受让人依据合同规定的目的使用土地等。但是从各地实践来看，家长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家长学校形式主义还比较严重。
（4）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从形式上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包括政府自己提供服务，如婚姻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对领取结婚证的夫妻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和政府购买服务，如选择合适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21]最后，父母的监护权被撤销后，儿童或者被其他近亲属抚养，或者被儿童福利机构、救助保护机构临时监护，或者被寄养或收养，虽然这些措施解决了儿童得到及时救助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国内学者在一份全方位的综述文献中发现，西方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皆表明，家庭中父母自身的特征及与孩子的人际互动等等对孩子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6）改善困境儿童家庭的经济条件。[16]除此之外，市面上出版的有关家庭教育的书籍更有不少误导性。
最后，家庭教育指导的有效性问题。问题是政府部门立法总会带有部门利益，如何超越这些利益，就需要一个超脱的第三方来进行。通过舆论引导，正确教导公众识别各种假冒的育儿经。家庭教育作为一种科学的教育活动，不是带带孩子这么简单，对于培育和监管家庭教育服务市场的责任，需要政府组织专家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制定具有实操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大纲》。
确定家庭教育服务人员的职业资格等级。（一）尊重家庭是否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的选择 家庭教育立法不是让国家替代父母来完成家庭教育的工作，而首先在于保障父母的家庭教育权，落实父母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这也是家庭教育权具有防御权功能的核心要义。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政府承担家庭教育责任的主要内容，应该按照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在立法中加以明确化和具体化。[11]考虑到家长学校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家长学校不可能是法人。
（5）培育和监管家庭教育服务市场。我们认为，凡是有助于提高家庭教育能力的，都应该纳入进来。
中国学术界已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家庭权[3]的概念，但是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及域外的经验来看，由于集合化的家庭权可以分离出若干个独立的个人权利，所以还没有把家庭作为人权的主体的。（一）政府为什么要对家庭教育承担责任？ 长久以来，在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法律父爱主义的传统。
但是这种分类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成本问题，即政府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前，需要对辖区内的家庭进行摸底调查。查阅一些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发现，不少家长很茫然：如果父母在家庭教育中不重要了，那还要不要家庭教育？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应该加强舆论引导，履行监管主体的责任。（五）培育和监管家庭教育服务市场 政府提供的家庭教育服务属于基本公共家庭教育服务，只能起到保基本的作用，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更高的教育质量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界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六部地方性法规为什么没有如此规定？笔者以为，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由教育部门来主管，一方面会磨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差异，使家庭教育带上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摘要: 随着家庭教育立法不断推进，政府责任越来越成为发展家庭教育事业的关键议题。
其中保障家庭教育权是基础，提高家庭教育能力是关键，儿童社会化是结果。本条款值得反思的问题有：第一，政府是否可以将家庭教育指导的事项全部交由第三方来完成？从政府责任的履行来看，显然不是所有事项都可以的。
[2]从早期的民本思想到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都在持续地灌注这一传统，并深刻塑造了中国法律的人民性特质。通常政府部门之间的行为都是各自为政的，如果教育部门、民政部门、妇联组织等有关机构只是各管一块，又会回到家庭教育体制不顺畅的路径依赖中。
家长学校的效果主要在幼儿园和中小学时期，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家长学校的效果递减。家庭教育能力实际上是家庭教育权的效果表征形式，如果仅仅只是保障家庭教育权，而不看重家庭教育权的效果，仍然达不到通过家庭教育立法最终实现教育平等的初衷。
其次，如何确定家庭教育的主管机关和协作单位更是难点，目前这已经成为制约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需要中央在深化改革中的篮子中定位思考，从而逐步解决这一体制问题。实践中，由妇联来牵头家庭教育工作在人力、财力、协调能力等方面都有困难。对于第三类家庭，政府应该不接受。其中0-3岁婴幼儿管理者的学历层次中接受育婴师培训且获得资格证书的比例为24.1%，3-6岁幼儿管理者的学历层次中的比例为22.1%。
对于政府的这种责任，可以借助于德国法或者欧盟法上的辅助性原则来了解，即家庭首先要对家庭教育负责。此后，《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民发〔2019〕62号）巩固了法发〔2014〕24号文件的效果。
第三，家庭教育是需要成本的，家庭分担了家庭教育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和物质成本。为了扩大销售，各种营销手段销五花八门，让家长应接不暇。
具体到规范中，现行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这一传统的终极注脚，其表征了国家存在的目的和宪法法律的价值。借助于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结合提高家庭教育能力的手段，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至少可以涵盖以下方面：（1）尊重家庭是否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的选择。
（二）政府为什么对家庭教育只承担补充责任？ 通常基本权利都是利己的，父母权利也具有利己的一面。其二，规定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是采用分散式还是集中式？目前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多采用集中式，即用一个章节的幅度将政府责任的内容全部规定下来。其二，家长学校可以营利吗？由于家长学校是成人教育机构，主要目的不是从事营利性活动，而是教育家长，所以营利性有违家长学校的举办目的。（3）完善主管家庭教育的政府组织和程序。
撤销监护人资格打破了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自然关系，不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因此在事态向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发展之前，公安、检察、民政、教育、妇联等有关部门应通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和未成年人的其他近亲属提前发挥介入作用，发挥合力，帮助父母矫正不良行为，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重新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立法原则方面，应确立家庭承担主体责任，政府承担补充责任的原则。
（一）立法前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 其一，是对现有的家庭教育政策进行法律化还是推动制度性创新？就立法成本而言，从政策到法律是最为简便易行的。第二类是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居中。
这是因为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36号）规定的精神，困境儿童是当前实现儿童共同发展的最大阻力，因而改善困境儿童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在家庭教育政府投入条件相对有限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必然要求。[5]可见，家庭教育是由人来实施的活动，于是家庭教育权的主体也应该是个人。
